馮俊海：東營法院發揮破產審判職能化解擔保圈風險的司法實踐

“破”解“擔保圈”

——東營法院發揮破產審判職能

化解擔保圈風險的司法實踐

東營市中級人民法院黨組副書記、副院長 馮俊海

各位領導，各位破產界的同仁。首先感謝這次論壇給我提供和大家學習交流的機會。我發言的題目是“破”解“擔保圈”——東營法院發揮破產審判職能化解擔保圈風險的司法實踐。

一、東營企業擔保圈的現狀

企業擔保圈，是多家企業通過相互擔保或連環擔保鏈接到一起而形成的以擔保關系為鏈條的特殊利益體。1999年以來，在重規模和速度的粗放式發展模式下，各類銀行業機構迅速發展壯大，依托企業間互聯互保使轄區信貸規模快速膨脹，并逐步構建起以大型集團客戶為核心，以股權、產業鏈、大家族、朋友圈等為鏈接的復雜的擔保圈體系。近年來，受產業結構調整政策、銀行收縮信貸以及擔保鏈條等因素影響，部分企業尤其是大型集團企業的債務風險開始沿擔保鏈條傳遞。2015年，山東昊龍集團有限公司進入破產清算程序，成為東營企業擔保圈風險爆發的“導火索”， 2017年作為中國民營企業500強之一的天信集團進入破產重整程序使得擔保圈風險呈“燎原之勢”。此后，大海集團、勝通集團、東辰集團等4家中國民營企業500強企業相繼進入破產程序，導致以大型集團公司為核心的擔保圈、擔保鏈危機顯現并成為金融風險化解的重點和難點。

擔保圈風險主要呈現六個特點：一是擔保圈風險加劇，涉金融案件及破產案件數量激增且居高不下，從2016年到2020年9月，金融借款合同糾紛從1000多件上升到2000多件，標的額從40多億元上升到300多億元；破產案件也大幅度上升，2017年以來，共受理破產案件320件，占了全省同期收案數的17%；二是擔保圈覆蓋面廣、重疊擔保嚴重，形成關系緊密的擔保網絡；三是部分重點行業和區域擔保圈問題棘手；四是擔保規模與擔保能力不符情況突出；五是擔保圈企業中優質企業與劣質企業并存；六是大型集團公司及關聯企業風險化解問題突出，2017年以來，東營法院受理的大型集團及關聯企業案件占比為67%，適用實質合并破產方式占比達70%。

關于企業擔保圈風險形成的原因，主要有宏觀經濟政策、銀行、企業三個層面：2008年，國家推行“四萬億投資計劃”，實行寬松貨幣政策，投資、消費和出口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三架馬車，投資也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部分地方政府存在重投資、重規模、重發展觀念，鼓勵銀行放貸，企業投資，推動GDP發展；銀行在“重信貸投放，輕風險防控”的發展模式下，將放貸規模作為重要績效考核指標，形成“上門送貸”等競相放貸模式；企業融資過度，閑置資金過多上馬新項目，重復投資，盲目擴張，產生一些依靠銀行貸款維持生存的僵尸企業。

二、東營企業擔保圈風險化解的司法實踐

近年來，東營法院充分發揮破產審判“醫治病企”的職能作用，按照“保金融、保企業、保民生”的目標，建立起以府院聯動機制為依托，以核心擔保企業司法重整為軸心，進行債權債務清理和熔斷擔保圈的破解路徑。主要做法如下：

（一）充分發揮企業破產法功能作用，對擔保圈核心企業和重點風險企業進行司法挽救。2018年初，全市兩級法院均設立了破產審判團隊，打造“專業+規范+高效”破產審判模式，建立院領導帶頭審理重大破產案件制度，依法高效推進重點風險企業破產處置工作。2017年以來，根據市委市政府確定的風險企業處置思路，全市法院先后對315家企業啟動破產重整或者清算程序進行企業挽救和出清。市法院依法審結的天信集團系列21起、大海集團系列57起、勝通集團系列11起、東辰集團11起重整案件。天信集團重整案件的經驗做法在全省推廣，大海集團重整案件被評為全省“十大破產典型案例”和全省“優化營商環境、凈化社會環境”十大典型案例。

（二）構建黨委領導下政府、法院、企業、銀行協同處置機制。在重點風險企業破產處置過程中，依托府院聯動聯席會議、債權人會議、銀行債委會三大平臺，構建政府全力支持、法院全面主導、銀行全力配合、企業全面參與、管理人全力推進的五位一體聯動模式， 統籌協調解決案件推進中涉及的債權債務清理、資產處置、重整方案制定、擔保圈熔斷等重點問題，確保了重大破產案件的依法高效推進，積累了企業破產處置府院聯動的豐富經驗。2020年5月，東營市政府、市法院聯合印發《關于構建企業破產處置府院聯動機制的實施意見》，在全省首家建立破產審判常態化府院聯動機制，明確30多個部門職責，解決僵尸企業甄別、破產援助經費等重點難點問題，建立了危困企業挽救處置和擔保圈風險化解的長效機制。

（三）強化政府職能擔當，統籌推進企業重整與擔保圈風險化解工作。按照“破產財產價值最大化、金融債權損失最小化”原則，在重點風險企業重整方案制定時，同步研究擔保圈熔斷方案，主要做法有：一是政府協調收購金融債權。通過政府性資產管理公司或者政府協調相關資產管理公司收購金融債權，對優質企業采取暫緩追償、有限追償等方式穩控和緩釋風險。二是政府協調擔保圈熔斷工作。協調銀行和擔保企業以擔保企業不破產倒閉為原則，商定雙方認可的代償方案，綜合運用多元化的債務清償手段，創新性地達成了通過打包轉讓、債轉股、優質擔保人部分代償等方式熔斷擔保圈。三是充分發揮金融債委會作用。針對重點風險企業，成立金融債委會，就債權債務清償方案、重整方案、擔保圈熔斷方案進行溝通，達成共識。并依托金融債委會內部約束機制促進方案落實，避免銀行不能及時協同行動加劇風險，擴大金融債權損失。四是推動金融機構調整風控理念、優化授信業務擔保結構、加強擔保圈風險檢測和預警等方式，強化風險管理，遏制擔保圈風險蔓延。五是兼顧企業挽救與擔保圈熔斷。如大海重整方案中就擔保圈熔斷方案作出安排，由優質擔保企業按照擔保額度15%的比例出資熔斷擔保關系，同步為19家擔保企業和39名自然人保證人解除擔保責任，擔保金額360余億元，以最小代價換取最大限度擔保圈熔斷。

（四）建立風險企業甄別和分類處置機制，提高企業債務風險破產處置實效。堅持以法治化、市場化為導向，探索“甄別+挽救+預防”的保障模式，對產能較好、具有挽救希望的196家企業啟動重整程序，對產能落后、挽救無望的119家企業啟動破產清算程序，對重整不成的19家企業及時轉入清算程序。結合政府產業結構調整政策，深入挖掘清算企業中的“金礦”，優化投資方案設置，完善證照平移補辦措施，創新性地運用“出售式重整”等模式，先后引進浙江物產化工集團有限公司、博士馬勒(上海)科技有限公司等11家知名企業分別接盤山東奧戈瑞輪胎有限公司、山東萬興恒業有限公司等破產清算企業；依法兼顧平衡重整企業各方主體權益，成功引進上市公司四川東材科技集團有限公司、科創板上市公司華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28家實力雄厚的知名企業參與勝通集團、東辰集團等重整企業的重整投資和產業整合。依法審慎探索實質合并破產模式下關聯企業優質板塊挽救剝離機制，實現企業優勝劣汰。2017年以來，共對53家企業重整成功，對47家企業依法清算退市，實現了企業挽救、債權人利益保護與金融風險防范化解的有機統一。

三、破產審判模式下擔保圈風險化解的困境

從法律規定層面講，破解擔保圈是個偽命題，但基于擔保圈之于經濟發展和金融秩序的巨大危害而言，破解擔保圈是不得不為的現實命題。破產審判項下，擔保圈破解還面臨著諸多困難：

（一）擔保圈風險化解與破產審判市場化、法治化路徑問題。通常情況下，市場主體通過破產方式退出，應當按照市場化、法治化路徑處置。但是在擔保圈風險化解過程中，基于擔保圈的“多米諾骨牌”屬性，沒有政府的強力支持，根本難以實現擔保圈風險穩控和有序化解。實踐中，對于政府收購破產企業優質股權再行招募投資人、購買金融債權暫緩追償等行為，存有爭議。

（二）重整計劃草案中熔斷擔保圈條款的效力認定問題。重整計劃草案中擔保圈熔斷方案經金融債委會同意，且經債權人會議表決通過并經人民法院裁定認可。重整計劃執行期內，部分債權人起訴擔保人承擔全部責任。實踐中做法是，債權人表決同意重整計劃草案的，視為放棄相應民事權利，按照重整計劃草案確定的比例支持其向擔保人追償的訴請，不支持全額清償；表決不同意重整計劃草案的，應支持其向擔保人追償，導致同一重整計劃草案項下，同類債權人權利保障程度不一。

（三）金融債委會決議效力問題。根據各風險企業實際，成立了市級或者省級層面的金融債委會，但由于金融債委會決議不具有強制執行力，各銀行在實際操作中對債委會決議落實程度不一，尤其是外地銀行不能協同處置，嚴重影響擔保圈風險化解成效。

（四）個人擔保債務豁免問題。風險企業通過破產程序依法減債獲得重生的同時，諸多自然人保證人仍處于重重擔保中。一些破產企業的職工負債數億元擔保債務，深陷“老賴”泥潭難以自拔，因此，從真正意義上斬斷擔保圈的路還很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