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流財經 作者：李米
來源：新流財經（ID：xinliucaijing）
在2020年的尾聲，一種存在已久的糾紛處置方式——“調解”作為消費金融領域法催的一種補充手段，突然火了起來。
調解作為仲裁、訴訟的一種正常流程一直都存在。在消費金融領域，調解主要指的是訴訟調解（法院在訴訟過程中的調解）和仲裁調解（仲裁機關在仲裁過程中的調解）。
“與同期的電催相比，調解的效果要高出2-3倍。”杭州互仲網絡科技有限公司（下稱互仲科技）的總經理丁志剛向新流財經介紹到。互仲科技從事互聯網仲裁服務相關的業務，同時也為仲裁機構和金融機構提供線上調解服務平臺。
北京西城法院也公開表示，今年以來其通過訴訟前調解的方式，半年時間在訴前階段化解銀行貸款類糾紛2400余件，欠款人履約率98%。
調解，作為個人信貸不良資產處置中，一種兼具司法威懾力與合規性的手段，同時不受事先約定與否、調解機構所在地等限制，成為一種值得探究的方向。
調解的回款效果，是同期電催的2-3倍
互聯網金融大爆發遺留了大量個人信貸不良資產的處置問題，但傳統電催、上門催收的回款方式都主要靠兩個字——施壓。但有壓力就有反抗，這也造成了近年來大量暴力催收、反催收矛盾沖突。
調解的介入，可能是打破個人信貸類糾紛僵局的關鍵一步，調解的核心是另外兩個字——共贏，雙方都把損失最小化。
我們首先來看調解的大體流程——
金融機構愿意通過調解來處理貸款糾紛，并提供借款協議、資金給付憑證、雙方主體身份信息等相關的證據材料，與法院或仲裁委確認可行性的還款方案，供欠款人根據自身經濟情況選擇；對于能夠提供殘疾證明、大病就醫、低保等材料的欠款人，還可采取相應的減免、分期還款、延后還款等政策。
在調解過程中，調解雙方都能看到對方提供的材料，也能提出自己的主張。調解員一邊普法，告知借款人相關法律規定和逾期產生的真實后果，一邊聽取借款人的真實情況和訴求，與金融機構進行相關溝通，最終雙方達成一定共識。
也就是說，人民法院或者仲裁委在依法合規的前提下，為金融機構和借款人搭建了可行性還款方案溝通平臺。目前，已有地方仲裁委開始試行金融糾紛仲裁調解，并制定了規則對調解流程進行了詳細的規范。
它區別于電話催收、上門催收、法院訴訟和仲裁的特點在于：
一、可以由仲裁機構、法院等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機構居中調解，同時具有司法威懾力和合規性；
二、不需要像法院訴訟要考慮地域管轄限制，或申請仲裁需要雙方提前在合同中約定仲裁機構，調解普適性更強、可同時針對存量案件和增量案件進行處理；
三、調解的過程對借款人群起到了普法的作用，避免債權人和債務人的直接對立和強烈沖突，有利于社會信用體系的建設和矛盾化解。
據丁志剛介紹，目前互仲科技的仲財通平臺上，仲裁調解機構主要對逾期6-12個月賬齡的借款人進行調解，整個調解流程一般需要1個月時間。調解流程的成本，與金融機構同期采用電話催收的成本相差不大，但是，回款效果是同期催收的2-3倍左右。
實際上，這是一個多方共贏的結果。
通過溫和的調解方式促成雙方化解糾紛，于金融機構而言，能最大程度上減免損失，又能夠避免因委外催收不合規帶來的負面影響；于欠款人而言，能盡量避免被催收、起訴、被強制執行、列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于社會而言，已形成的糾紛在進入法院訴訟之前得到有效分流，在不擠占稀缺的司法資源的同時，促進社會的和諧。
在部分從業者看來，未來調解有成為貸后處置一種主流方式的潛力。
今年年初，疫情影響下打量個人信貸資產逾期風險上升，一些第三方機構趁機大肆推廣債務重組服務。通過收集借款人的收入情況、還款能力、負債原因、遇到過的催收行為、是否有違規催收證據等，“指導”借款人與銀行等金融機構進行協商還款。
實際上，這類機構主要還是利用《商業銀行信用卡業務監督管理辦法》中第七十條——在特殊情況下，確認信用卡欠款金額超出持卡人還款能力、且持卡人仍有還款意愿的，發卡銀行可以與持卡人平等協商，達成個性化分期還款協議——來作為底層依據，吸引不懂法律的逾期借款人，但是本質上，還是通過收集所謂的“催收不規范的證據”和用戶大病證明、收入困難證明等來強迫金融機構妥協。
與債務重組相比，調解則將主動性掌握在金融機構手里，最重要的是，更合法合規。
不過，調解需要專業的調解員進行操作，能否大規模化地進行應用有待觀察。
當前也有金融機構內部組建法催團隊與借款人協商調解，但是在實際作業水平上參差不齊、身份不中立，導致調解的效果不佳。
因此，培育出眾多符合行業需求的調解員，以及讓更多金融機構接受調解這一方式，是調解未來發展的關鍵所在。
貸后處置方式的變遷
調解的出現并非偶然，背后折射的是個人信貸不良資產處置方式的變遷。
在個人信貸不良資產處置方面，金融機構一直在尋求更好的方式，當前主要的處置方式包括自催、委外催收、法訴，具體操作方式又包括傳統電催、仲裁、訴訟等。
但近幾年，伴隨著互聯網金融的迅猛發展以及監管環境的變化，金融機構個人信貸不良資產處置的側重點發生了一些改變。
互金行業如火如荼的另一面是借款人共債現象明顯上升，多數互金機構為了降低成本選擇委外催收，第三方催收機構瞅準了時機，如雨后春筍般涌現。
那也是催收行業瘋狂“躺賺”的時代，利率高、收益高的甲方，對合作催收機構的傭金自然也毫不吝嗇。
金錢的誘惑，再加上催收行業門檻不高，大量從業者瘋狂涌入。為了完成任務獲得高報酬，爆通訊錄、恐嚇、P圖、冒充公檢法…暴力催收、隱私泄露的現象層出不窮，引發了一些列社會問題。
直到2019年，一些大型催收機構因涉暴力催收等問題先后被查封，與此同時，針對催收方式的監管政策進一步收緊，工信部、央行、各地銀監局等對催收的各項工作規范越來越明晰，一旦出現不規范的行為便容易支付渠道、催收短信和電話均受限制。
今年6月，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審議更是首次將對非法討債行為進行準確定性。針對采取暴力、“軟暴力”等手段催收高利放貸產生的債務以及其他法律不予保護的債務，并以此為業的行為規定為犯罪。
此外，金融機構的對客訴率等核心指標要求甚高，傳導至貸后催收機構的要求也就更加嚴格。
法律和金融機構對催收行業的約束越收越緊，第三方催收徹底告別草莽時代。
與第三方催收此消彼長的，正是此前鮮少被采用，但更合法合規的訴訟、仲裁等方式，逐漸躋身金融機構個人信貸不良資產處置的一環。
不過對于一些小額信貸逾期案件來說，起訴的代價較大；網絡仲裁雖然在仲裁流程環節較高效、便捷，但是在最后執行端的推進上，并不是十分理想——本來，法院也不可能不考慮實際情況，對金融機構起訴或申請仲裁的個人借貸案件100%執行。
法催手段效果有限的情況下，調解也可以說是當前貸后手段的一種補充，相較于第三方催收私力救濟的對抗性和法訴公力救濟的強制性，調解更展示了個人信貸不良資產處置柔性的一面。
個人信貸貸后處置行業發生了明顯的改變：從人工電話催收為主、上門催收、法院訴訟為輔，到探索“智能催收+人工電催+調解+仲裁/訴訟”相結合的個人信貸不良資產處置模式。
與此同時，監管也在探索更加合規的個人貸款不良資產處置方案。
今年6月，銀保監會同意進行批量個人不良貸款轉讓試點，這為貸后處置增添了新的道路。不過試點機構相對有限，僅限于6家國有大行和12家股份行。
香港慢牛投資公司董事長張化橋表示，未來五到十年，中國金融業面臨的主要任務仍是降杠桿、處理不良。
也有從業者預測，不遠的將來，催收行業法律法規必將出臺，這對于界定合法催收邊界、節省司法資源和指導催收行業健康發展都將發揮燈塔作用。
與此同時，征信系統也在逐漸完善。從2019年下半年，所有在營P2P網貸機構以及包括花唄、借唄等各大互聯網巨頭的主流借貸產品接入征信系統，實現信貸數據共享，進一步增加了借款人的逾期成本，產生約束行為。
長期來看，貸后不良資產的處置方式將更加走向合規化，貸后環境的明天需要催收政策、征信體系、各參與方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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