彷徨的全球金融：擁有史上最高流動性卻無法解決發展所需

在疫病大流行后的世界，華爾街將會如何？金融本應效力于實體經濟（服務于普羅大眾而非金融寡頭），但當美國和全球經濟正受困于疫情并陷入衰退時，華爾街的利潤卻節節攀高。

疫病大流行令當前金融體系之沉疴無處遁形。《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稱之為“對富人是社會主義，對其他人則為資本主義”。緣何有此一說？

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旨在到2030年處理好社會不平等、氣候變化和人們的生活水平等問題，對全球金融體系進行根本改革便成了題中之義。出于多種系統性或結構性的原因，為發展而籌資被視為畏途。但此類障礙大多關乎政治。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所主張的自由市場理念勃興，助推了全球化，而全球化又帶動對金融、勞動力要素、生產和服務市場的放松管制趨勢，以及貿易自由化。全球化使許多國家受益，只是這些利益沒有得到公平分配。

伴隨金融化和全球化，美國銀行業和金融業的全球份額增長，華爾街的慣技也甚囂塵上。在20世紀60年代，美國企業界進軍歐洲和日本，推動創建出“歐洲美元”市場。美國銀行走向全球，吸納來美元存款并放貸給全球銀行和企業，獲得豐厚利潤。

20世紀70年代，美國銀行在投資和私人銀行業務方面進行了創新。不幸的是，它們毫無節制地向拉丁美洲政府提供貸款，導致80年代的拉丁美洲暴發債務危機。當日本的銀行開始加入這場競爭時，美國和歐洲銀行就銀行監管問題制定了第一份《巴塞爾協議》，確保所有銀行公平競爭。而日本銀行對國內以及對東南亞銀行的超額貸款，助長了1997到1999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在金融放松管制的這段時期內，金融創新以衍生品（巴菲特稱之為“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形式加劇了杠桿。

所有這些問題，在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中驟然顯現出來。最具實力的中央銀行介入其中，以挽救這套體系。但他們沒有懲罰壞人，而是通過貨幣放水讓所有人都脫困了。在龐大的流動性中，利率降至接近零，政府放棄了緊縮政策，財政赤字應聲上漲。

結果是更大程度的金融化、財富集中度提高、社會更為不平等、氣候惡化，而華爾街則賺得盆滿缽滿。請注意，在2007-2009年之后，瑞士、德國，英國和歐洲的銀行都將投資銀行業務拱手讓給了美國的幾家投資和“全能銀行”，例如高盛、摩根大通和摩根士丹利。全球金融危機之后的《巴塞爾協議III》監管改革，納入了系統性銀行，但完全未觸及非銀行金融機構。如今美國頂級資產管理公司手中的資產，甚至超過了中國銀行業中實力最強者。

金融化與日益惡化的不平等之間的聯系常被低估。首先，托馬斯·皮凱蒂有一句著名論斷：只要“r”（私人資本的回報）大于“g”（GDP增長率），不平等就會加劇。金融化在“r”的增長上發揮著關鍵作用，因為通過杠桿作用，股本回報率會激增。

其次，如聯合國貿發會議的數據所示，在1995年至2018年期間，發展中國家的外部資產總收入減少了2％，而外部債務的支出卻增加了2％，使富裕國家貸款人的利潤率實質上達到4％。在幾乎所有國家的市場，這樣的利潤率在零售層面上同樣存在。

第三，資本主義更為珍視資本而非人力，因此，工資在總收入中所占的份額在1990年至2017年間下降了5個百分點，降至52％。公司和金融部門的利潤成比例地增加，但其大部分也集中在發達經濟體的技術和服務部門。

簡而言之，對于窮國和大多數新興經濟體（也即其余國家），金融資本主義將導致它們工資、收入和儲蓄承受巨大損失。金融化對于窮人來說已經變成了一盤賭局，但中央銀行通過大規模量化寬松為富人解除了后顧之憂。無怪乎不管在窮國還是富國，都爆發了民粹主義抗議。

當前的一片亂局可以概括為：我們擁有全球歷史上最高的流動性，卻無法為長期發展的需求提供資金，也無法消除日益嚴重的不平等現象。各國央行在2020年發行了3萬億美元而未給通脹帶來沖擊，貨幣或流動性就更不是問題了。監管限制和銀行的謹慎態度，意味著它們不想發放長期貸款，不愿承擔由此帶來的額外風險。不管哪里的窮人都只有哀嘆的份兒，就像《古舟子詠》中那位飄零于海上、饑渴難耐的水手所說：“水啊水，到處都是水；卻無一滴解我焦渴。”

美元在當前全球金融體系中發揮著核心作用；美國是世界其他國家最大債務國，大到不能倒。截至2020年9月，其凈負債為14萬億美元，為世界提供了重要的美元流動性。僅在過去12個月中，這一規模就增長了3萬億美元。由于美元占世界外匯儲備總額的65％，占發展中國家所發行國際證券的80％，未來美元的表現對全球經濟復蘇和金融穩定都至關重要。美元的波動，更高的通貨膨脹，債務違約或網絡崩潰，都可能使全球金融體系陷入危機。美國主要依靠印刷美元來解決新出現的問題。僅在2020年，美國公共債務就增加了4.5萬億美元。美聯儲可以印鈔，但世界其他國家是否愿意在沒有更高風險溢價的情況下，為進一步增長的債務提供資金？

簡言之，全球金融體系和實體經濟與美元糾纏在一起，美元是美國的高度特權，而對全球來說又禍福難料。不對全球金融體系作出重大改革，就無法實現全球復蘇，但如果沒有美國的同意和配合，實現全球復蘇只能是空中樓閣。因此，主動權掌握在拜登政府手里。要恢復美國的經濟增長、保持其領導地位，并確保美元未來能繼續為美國的結構性債務提供資金，美國需要世界其他地區的支持，一如世界需要美國。

所以，在接下來的幾天里，美國財政部長耶倫的日子不會很好過。